|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极具生命力的政治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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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24 16: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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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独特方式。它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发端于革命建设的治理探索，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极其接地气、极富生命力的政治优势。
关键词：民主政治 人民政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治理现代化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独特方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发端于革命建设的治理探索，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具备历史性、革命性、现代性等诸多特点，是具有中国特色、极具生命力的政治制度。
一、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优秀政治文化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来源之一。”
一是包容协调的中和思想。“礼之用，和为贵”，“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贵和尚中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标准，也是正统的政治理想。“中”是兼顾多方、统合协调、去极端化、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和”是“和而不同”，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承认、包容并尊重差异。传统中的中和思想强调的内在价值是多样的统一性和动态的平衡。和谐共存而不千篇一律，存在差异而不互相冲突。这种以中、和为依归的传统政治文化，要求包容和吸纳不同的意见、观点和利益诉求，是与协商民主倡导的包容、协调、合作、和谐等理念高度契合的。
二是以人为本的民本精神。“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些古代圣贤的经典之语，道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宝贵的民本精神。民本精神是一个不断演变逐渐成熟的文化思想，它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这样的发展历程。这种思想强调统治者的治理实践要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为目的，在经济上惠民富民、在政治上保民安民、在文化上教民化民，在执政过程中要通民情、达民隐、申民意。尽管民本精神在封建时代并没有得到彻底和真正的实行，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君权、伸张民意、维护稳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民本精神被注入新的理论内容，与西方“民主”相嫁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
三是上达圣听的言谏文化。古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所谓文死谏，指的是古代官员劝谏君王，不惜丧命，以死明志。从古至今，文官谏、武士战，似乎是文武官员不同的分工准则。官有“言责”，对君主提出建议、规劝乃至批评，方是贤臣。君有“君德”，能集思广益、虚怀纳谏、兼听明辩，方是明君。这种理想的制度设计，目的就是保持政权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管理的效率。这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减少决策失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审视当下，政协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向党委、政府献计献策、建言立论，实际上传承了中国古代言谏文化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协已演变为新时期的言谏机构，65年的实践孕育生成了独树一帜、具备政协特色的言谏新文化。
二、发端于革命建设的治理探索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行、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
一是“三三”制的崭新开启。在上世纪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创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协商民主的萌芽和雏形。毛泽东在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并同时强调“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它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它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按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虽然毛泽东没有直接用协商民主一词，但是，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协商民主了，开启了我党历史上与各个政治派别合作的先河。
二是新政协的良好开端。相较于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旧政协，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1949年6月，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倡议，于北平举行新政协筹备会。在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前的报告中，周恩来明确提出：“政治协商是新中国新民主的一个特点。政协是各党派的联合，是吸纳一切进步阶级阶层和各方面代表的统一战线组织，又是‘同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国家大政方针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协商机构和统一战线组织”相统一的特点，是在中国革命独特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是具有这样一种最广泛的团结民主的特点，新政协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
三是制度化的逐步成熟。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立为根本政治制度。相应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继续存在和发展。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着手建立党、政府与群众以及群众之间的协商机制。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并明确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首次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了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重要地位，并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需要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也应该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实现治理创新的重要平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比管理，治理是一种优化、良性、多元化、多角度的管理，是现代化语境下对管理的全面提升，是我党执政理念的更新与升华。在当前阶层分化加剧、利益藩篱严重、群众诉求增多、协调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迫在眉睫。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构建共治平台、消弥群体分歧、达成社会共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大幅扩充了协商民主的范围，涵盖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多元多样的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讲话深刻揭示了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紧密联系。
二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是民主实现的方式。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方式，或是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绝不可能千篇一律，更不应该简化为一种形式。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标榜其选举民主制度，将其视为人类民主制度发展的顶峰和终点，认为世界历史将在此“终结”，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评判、攻击别国的政治制度。这种一人一票的单一的票决民主，看似最直接、最彻底，却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一方面是规则制定上为零和博弈、赢者通吃，一票之差，结果可能迥然各异，不利于促进社会共识，严重时易导致政党恶斗、政治空转，甚至引发民族、宗教冲突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是制度建立在每一个投票者都是理性人的假设之上。而实际上由于利益上的分歧和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孤立的个体选民很难客观全面把握事实冷静行使权利，这就为政客和利益集团操纵舆论、煽动民意、欺骗公众留下空间。去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结果出人意料、意大利修宪失败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使“万能”的西方民主制度受到置疑。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弱点，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让两种民主形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更加全面、更具实质意义。
三是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在最广范围内、最大程度上反映民情民意，代表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福祉，不断巩固执政基础、完善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可以说，在贯彻“四个全面”重大战略部署，推进“五位一体”建设的新进程中，协商民主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途径，也为我党创新群众工作、形成密切联系群众机制开创了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对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作了深刻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生长起来的。”回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它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深化的必然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
参考文献：
1.《政协史话》，陈惠丰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
2.《毛泽东传》，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3.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作者：张世东，系中共渠县县委党校副校长、政协渠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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