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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独具特色的工作，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做好新时期政协文史工作，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需要，也是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为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政协文史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切实做好县政协文史工作。自2017年5月起，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将定期编写并发放《渠县文史资料简报》，供全县文史资料工作者、撰稿者和爱好者参阅学习、相互交流，及时了解和掌握《渠县文史资料》的编写动态、征稿启事等事宜。今后，县政协将坚持“存真求实、突出特色、力求创新”的文史工作方针，遵循立足本县、广征博采、精选精编的原则，突出“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特色，进一步做实做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功用，为助推“四川文化强县”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賨人问题面面观
1980年代，在县志编纂中需要解读賨人、板楯蛮的概念，促使我去探究渠县历史问题，有了一定的认知。
一、賨人是大巴山南北一支古老的民族
大巴山，古称蛇山。巴，按《说文》讲：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此说应据《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的传说释义。表明“巴”的字型、词源与古老传说有关。《山海经·中山经》：“蛇山，其上多黄金（铜），其下多垩，其木多栒、多豫章，其草多嘉荣、少辛…”《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这些记载，是土著先民对这一地区的最初认识（据考证，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应为巴人作品，约在西周形成。也有认为山海经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作品。其行文口吻又似中原角度，因而是由后人编辑合订而成）。所以，我们讲“巴”，首先是古人认识的一种巨蛇（唐元稹官巴州，他说“巴之蛇有万类，其大蟒尤甚”。这么说，大巴山之名跟这里有巨蛇关系极大）。
巴，还有国名、地名、民族名称的概念。
世居大巴山南北的先民，从新石器时代就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川东地区许多出土文物如砍砸器、打磨石器、陶器、骨针等等可资证明。从其遗物看，他们经历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大分工，终究促使其进行了土地开发，逐步发展为农耕文化。从文化进步的历史轨迹看，跟中原文明相仿佛，其步伐是大致相当的（从考古学归类上看，相当于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类型，虽然不够典型）。
讲巴人，显然就有两支巴人，即虎巴和蛇巴。《山海经》所述巴人世系，不能确定讲的哪支巴人。按《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所论，少皋、大皋属东方民族，怎么来到西南的？缺少线索，有待考察。早期的巴人，很可能是移居民族，只不过是最早来到大巴山的原著民。我们首先考虑的应当是以巴为图腾的这支民族——“巴蛇”之巴。
目前，关于賨人（蛇巴）的考古学资料或者能直接落实到賨人头上的考古资料，最重要的是由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和渠县城坝遗址的文化土层和出土器物所承载。两者似有传承关系，罗家坝遗址更早一些（参看《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一书）。两个遗址的文化分期还没有超出战国早中期范围，值得期待，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深入研究。
賨人在西周以来就有一些线索。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牧野盟誓的西域“八国”未举有“巴”，周武王可能将賨旅与“濮人”混为一体了。《华阳国志》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人在战场上“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汉初，阆中賨人首领范目约与汉王“还定三秦”，賨人“数陷阵，为汉前锋”。汉王见而喜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应当是世代相传的说法。而这个说法就把賨人的史迹大大地推前了。
《逸周书·王会》载，周成王时（据考是成王二十五年，约前1039年），巴人献了比翼鸟（鸳鸯）、蜀人则献礼文翰（锦鸡）。从文字叙述的次序看，巴、蜀几乎前后相连，那么他们的地望也就相近，属于今四川之内。《左传》昭公九年（前533）：“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中的故事，如巴楚攻伐、伐邓国、巴楚灭庸等等，多数是白虎之巴）。到了汉初，賨人帮刘邦定三秦之地，这支族人再一次出彩了。西汉杨雄《蜀都赋》“东有巴中，绵亘百濮”，西晋左思《蜀都赋》“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既写明了汉代川东地区主要有巴人、賨人，又表述了那种民族杂居共处的状态。
二、賨人即土著巴人
（一）为什么称“蛇巴”
“巴”传说为食象蛇，它与土著巴人的渊源有关。石器时代的渠江流域多巨蛇。最先到这里来的原始人群不仅识得其物，且以为灵异之物加以崇拜，成为氏族图腾。可见，“巴”能成为民族名称，应当是其族人有此自称或氏族图腾为“巴”（蛇），汉字“巴”乃依据其图腾造型或蛇的象形而用其自称之声。而作为地名，是因巴人世代所居而来。从《山海经》透露的地理、神话、民族、物产等信息看来，则是土著巴人认知后的传说。这样理解恐怕才符合“巴”字的本义。
（二） 县名所以叫“宕渠”
关于宕渠县名的几种说法：以山命名说（《后汉书·吴汉传》李贤的注）；《国语·吴语》：“奉文犀之渠”注释说；同治《渠县志》解字说。几种说法均不靠谱（详《“宕渠县”建置及县名释义》）。
“宕渠”一词在战国中期及以前的文献中尚未见有记录。作为先秦建县时的政区命名，对此作注已在唐代去了。说明这一用语鲜为人知。查《说文》：
“宕，过也；一曰洞屋。从〈宝盖〉。徒浪切（dang）”；
“渠，水所居。强鱼切（qu）”。
由此看来，“宕渠”连用，应作居式理解，就如传说时代的“有巢氏”。但居式何能与县名扯到一起呢？我们的看法是，当作政区命名一定有其寓意，有所指。“宕渠”应是土著巴人来到这一地区的最早居住形式（即天然洞穴和河畔结庐而居），这与渔猎生活方式相适应；随着族类的进化而有了原始的农业，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然后才逐渐而广泛地向适宜农耕的地带展布形成自然村落。这种“宕渠”居式在族人的记忆中是深刻的。大巴山脉、华蓥山脉以石灰石出露为主，溶岩洞穴分布广泛；而渠江水系也很发达，则渔猎生活与宕渠居式就有实际条件和可能。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宕渠居式与土著巴人的文明进步相伴而深入人脑、代代嘱传天经地义。待到故国覆亡，已是他们对于遥远的先民时代所做的追思和怀念了，用以名县又有何不可呢？
可见，“宕渠”县名与賨人历史有着极大的渊源。“宕渠”居式和“巴”系列名谓从人类记忆、语言功能和氏族群落标记（图腾）这些特定要素，将賨人明确为渠江流域世代所居的民族。
（三）所以射“白虎”
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有着一致的看法：《后汉书》《华阳国志》等记载的秦昭襄王时白虎之患，应当作蛇巴夷人平定虎巴贵族叛乱的影射。因为虎巴历史上蚕食賨国土地，賨人与之世仇。然而，秦国设立郡县之后，是国家与邦邑的关系，为什么要“刻石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一次偶然事件怎么用到政治手段来善后，作何理解？
第一，订立盟约本身表明賨人社会实行“民族自治”，否则“互不侵犯”之盟殊难成立；
第二，订约背景与盟约内容不相吻合。不愿兑现悬赏也就罢了，怎么又跟有功的人群订立这么个性质的盟约呢？原因有两个： 其一，秦灭蜀取巴时候，賨人与秦国无战事，实行了军事妥协。秦国相应地保留了賨人“夷君”并允其“民族自治”——宕渠一县范围相当于巴郡七县的1/3面积，是賨国最后的疆域，正好也是民族区域自治的状态。建县后，賨民又多移居阆中地区（《华阳国志》：“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阆中人范目…为募发賨民定秦”），说明嘉陵江正流一带是賨国在周初的封土或賨国鼎盛时期的版图；这种大幅度地移居应是秦昭襄王时賨人射白虎之后才是可能的。 其二，秦国之所以要订立这样的盟约，是为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而采取的政治举措。这是动因与目的一致性行为。
第三，《后汉书》载虎巴夷酋“世尚秦女…有罪得以爵除”之罪不见另载，则实指“白虎之患”才讲得通。
《全唐文》卷744卢求《成都序》写道：秦昭襄王时，又有白虎为害.....盖廪君之魂也。唐人一句话就点破了。
（四）语言元素和文字记述明确可辨
“巴人呼赋为賨”这一语音信号，表明賨人得名的来历——“賨：南蛮赋也”。武陵蛮也称“南蛮”，但《后汉书》确指为“犬种”（槃瓠pan hu）；其“賨布”之赋显属概念借用，且武陵蛮反，正是冯车骑回家乡调板楯蛮前往镇压的。故此与賨人无关。《后汉书》载廪君蛮纳赋之布为“幏布”，与賨人毫不混淆。
以上分析说明，賨人就是土著巴人（蛇巴），线索清楚，确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他们作为渠江流域世居土著民，处在大巴山天然屏障以南独立发展，较少受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逐鹿的伤害与不利影响，正是他们创造了渠江流域的古典文明。
三、賨人的名号
賨，川内学者读作宗（zong 阴平）。读作“从”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古人正反切注音法是一种近似的读音。賨人有“巴人”、“白虎复夷”、“南蛮”、“板楯蛮”等等多种称谓，而最为著名的是賨人、板楯蛮。至于南北朝之后那些杂乱名谓，并不确切。
（一）賨人的得名
所谓“賨”，《说文解字》：南蛮赋也；而释“蛮”：南蛮，蛇种。就是说，向朝廷纳赋称为“賨”的这个民族，当时中原谓之“南蛮”。蛇种南蛮就是“蛇巴”。賨人缘于其语音而得名。《广雅疏证》作“賩”，读作宗。《晋中兴书》载：“巴人呼赋为賨，遂因名焉”。显然，賨人就是蛇种巴人（蛇巴），或者是渠江流域的“土著巴人”，有别于清江流域入川的虎巴（廪君蛮）。不然，就会笼统地称为“巴人”或巴人的一支，怎么又称“賨人”的就说不明白。
秦昭襄王时，蛇巴夷射杀“白虎”之后，其上层集团受到秦国政治优待：“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顾死倓钱”。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族人用麻布纳税缴赋，蛇巴人呼赋为“賨”，遂有賨人名号。
（二）賨城与賨国都
《华阳国志》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常琚是成汉掌著作的散骑常侍。两晋之间，这两个城池还在，賨城我们知道是今土溪城坝；而卢城，我的看法很可能就是宣汉县罗家坝。賨人不是有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大姓氏吗，罗为賨人首要姓氏，罗家坝应当就是罗姓族人聚居之地。卢、罗读音很近，一音之转、一字之易，我们往往被古人诱导了。城坝与罗家坝直线距离就100公里，这两个点恰恰处于賨人的核心地带，值得特别留意。
《管子》说，内王为城，城外谓之郭。筑城是守君卫民的需要，有时也是通都大邑上的军事据点。賨城当在秦国统一四川（前316年）之前所筑，是賨人社会治理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卢城当是罗姓王的活动中心。从考古通报上看，罗家坝遗址的文化土层略早于城坝。我以为两个中心的地位和意义各有不同。
本人曾撰《“宕渠盖为故賨国”考》一文，以为賨人建立賨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时不会很长，早不过春秋战国之交，战国中期即被秦国兼并。秦并巴蜀时，今四川境内存在蜀、巴、賨三个较大的民族势力。川北当时还有个“苴”，是个较小的蛮夷之邦。蜀人居郫县、成都及以南等川西腹心一带；賨人居渠江流域一带（早期包括嘉陵江正流一带）；巴人在今重庆市，加上至阆中的河谷地带。
賨人在后汉时多次出征。賨人队伍以长戈、木盾为标志，十分骁勇善战。中原称之为“板楯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即以板楯蛮夷加以记述。
宕渠故城因板楯蛮随冯绲出征再负功劳，冯绲增修其城，故又叫车骑城。《舆地纪胜》称：巴西宕渠，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
宕渠故城作为川东北古代区域中心，历时1000多年，作为郡县治所也在800年以上。仅此一点足以说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四、賨人的文化成就
巴地物产极为丰富。《汉书·地理志》：“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华阳国志》所载纳贡之属近二十种，珍异名贵之品也多达十余种。
物质生产方面：渠江流域农业较为发达，在此基础上的手工业十分壮观。其中，清酒：刻石盟约中，“清酒一钟”与金质“黄龙一双”等价齐观，可知是名贵之物。“清酒”在《周礼·酒正》上名列三酒上品。“賨布”：麻类植物是渠江流域的传统品种，新石器时代有陶纺轮出土。賨布长期作为纳赋物品，不独产量很大，也在质量较高。制陶历史悠久、极为发达。早在新石器时代其产品就用于生产；战国时期制陶业已很发达，影响久远。从賨城遗址中看，汉世陶类遗物甚巨，品种繁多，据普查汉砖在50万匹以上，单文字（汉字）图案砖就已收藏90多种；窑窖遗址在城坝广泛分布。渠县共和乡清河坝发现新石器时代红烧土块（并陶网坠），说明这一带为原始村落或制陶业兴起的地方。建筑业：当以“賨城”“卢城”的构筑为最高成就。汉阙6处7尊，其冯焕阙、沈府君阙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汉代建筑中最有兴味者，为渠县冯焕之墓—斗拱之制甚为发达，为稀见之斗。…能具体的表示汉代建筑之性质，实贵重之材料也”。金属器物：以兵器居多，战国墓葬明器系蛇巴人所属则散见于盆地各处。礼器、乐器及生产生活用器物也有较多出土，且与涪陵小田溪文化类似。左思《蜀都赋》“外负铜梁于宕渠”，表明华蓥山在战国时期或以前是以产铜而闻名的。东汉宕渠置铁官，已批量产铁了。交通与商贸：以水路交通为主。賨城傍水依山，是渠江流域交通枢纽。汉代，与汉中南郑的道路（米仓道）也已开通。张鲁入巴境传道、张郃领军进入宕渠蒙头（今渠县八濛山），即沿巴河谷地往返的。从城坝遗址中发现的刀币、布币看，宕渠建县前后与中原各国有着一定的商品贸易往来。
这些成就具有历史阶段性特点，是与早期人类的开发和建设一脉相承的。齐备的产业部门和大量物产表明渠江流域古代自然经济发达。
精神文明方面：语言，土著巴人的语言自成单元，许多命名及称谓均因此而便于识别。《晋书·乐志》载汉初“巴渝舞”：“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说明是用巴语所唱。发饰、服饰如“弜头虎子”，板楯蛮头帕装饰如二弓相叠之形，故称“弜头”；賨人左衽、跣足；有的还以锦鸡毛装饰帽子，如鹖冠子。“巴渝舞”，賨人天性劲勇，上阵前歌后舞。帝（刘邦）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后汉书》记述略同。《晋书·乐志》：“有《矛渝》、《安弩》、《安台》、《行辞》总四章。”司马相如所谓：“巴渝宋蔡，金鼓迭起，洞心骇耳。”这种群体武舞具有显著的民族特征。族人性格与习俗风尚：賨人身材魁梧，凝重淳朴，在早期狩猎生活中形成了彪悍劲勇的性格。“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观其俗足以知其敦壹矣”（《华阳国志》）。依恋故土，敬孝尊长是他们的传统品德。天性劲勇、能歌善舞、擅长弓弩、善酿尚饮，是其明显特点。至汉末，賨人敬信道教，俗喜巫觋。人文特点，《华阳国志》：“其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世挺名将”。“巴有将、蜀有相”是两汉时期人文之大观。“县民车骑将军冯绲、大司农玄贺、大鸿胪庞雄、桂阳太守李温皆建功立事，有补于世”。东汉幽州刺史冯焕、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很有故事”。尤賨人后裔李特、李雄父子在西晋末年率流民于益州绵竹举事成功，建立成汉王朝，更是冠绝一时。
五、賨人之余绪——大迁徙
賨人在历史舞台上演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剧，在西南民族史上留下了厚重的脚步，为历代史家所津津乐道。但在汉代末期，三国征战，賨人上层人物开始分化，一部分賨民信奉“五斗米”道，到汉中投了张鲁、再投曹魏，一部分又所谓“归义”，封为“賨邑侯”，刘备特设“宕渠侯国”。但从顺桓灵以来，地方长吏层层盘剥、巴西战连祸接、诸葛亮穷兵黩武，賨人作为整体的民族开始走下坡路了，宗族势力分化、治理结构解体，賨人社会每况愈下。经过两晋，賨人风光不再。东晋末，宕渠地为诸僚所侵，郡不成治，只有逃亡求存了。
然而，大量的賨人百姓到哪去了呢？史载不详，或则四方奔逃都是可能的。一部分为汉民族所融合，一部分据史家考证，今土家族的先民之主源就是賨人，有许多因袭因素。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往西南方向去了。宣汉县百里峡今有4个土家族乡。
小 结
賨人在漫长的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賨人历史上几段耀眼的过往，构成我们今天讲好“渠县故事”的重要典故。1992年5月9日，新修《渠县志》隆重首发。县委书记徐开基讲：“清酒之甘醇，汉阙之神奇，賨旅之劲勇，巴渝舞之雄浑”是賨人及賨人文明的精粹与缩写。正是我们古代渠县辉煌之所在。（刘 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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